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
——读夏立君《时间的压力》
理钊
对一个有深重崇古情结与“克己复礼”文化性格的族群来说，悠久历史传统这个巨量资源，副刊既是古代一笔财富，更是文人一个难以挣脱的思想负担。对此，两度也给当代思想者、今日解读家居维修教程 特拔萃作家留下了难题，副刊那就是古代如何来看待这个庞大存在。只有把夏立君新著《时间的文人压力》（以下简称《时》），放在这一背景与前提下来解读，两度才较易体会探察其情感强度与理性深度。今日解读
《时》是一部当代人与古人进行思想和文学对话的书。它从屈原写起，古代陶渊明、文人曹操、两度李白、司马迁、李陵、李斯、商鞅，再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夏完淳，共计九位中国古代人物。从时间上来看，从李白直接落脚于明清换代之际的夏完淳，一下跨越近千年，中间似乎遗落了理学兴起的宋明时期。对此，《时》中也透露了一点消息，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，比如王阳明、李贽、黄宗羲和曹雪芹等，也已有研究，等待付诸文字。作为读者，对此深表期待。尽管如此，但我觉得从“中国体系”这个概念上来看，这已是一部完全之书。因为作者在《时》中所对话、所解读的这九位历史人物，其情怀、其思想、其美学，正是塑成中国人精神内质、文化性格和制度构架的关键人物。当然，按照现代的标准来划分，这九位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是文人，有些应当划到思想家或哲学家范畴内，但在古代中国，文人与思想家之间，并无严格区分。所以，依照中国古代标准，家具定制方案 特亮眼他们也还是文人。
当代人阅读古人，特别是远古时期人物，只能透过其作品来切入，来实现与他们的对话与沟通。《时》很好地履行了文学职能，通过对深入解读，再辅以细致扎实的文史考证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九位人物。正像在作者写到司马迁时，感到司马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一样，这些人物，通过夏先生的笔触，也活灵活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之所以如此，得益于作家力透纸背、描摹精准、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功力。作者在《引言》中说，他是从人性论高度，写出他们人性的鲜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时》以其深沉多情的姿态，充满美学意味的面貌，到达了它所追求的山巅之城，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。
这当然是《时》最可贵，也最显著的文学品质。但我觉得仅仅这样来认识它，还是不够的。它的更大的意义，在于作家为我们当代人阅读古人，认识古人，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，或者说是为我们如何看待古人，如何解读那个庞大文化存在，即传统文化，开出了一条新路径，那就是认识与评价他们的两个维度，即一个是美学的，或者说是情感的；一个则是批判的，或者说是理性的。
就美学维度来说，《时》对九位古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意义，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，对他们的人性、精神、品格之美，其作品的情感、意象和艺术之美，都有深情的描述。比如对于屈原，夏立君认为屈原是家具定制方案 出类拔萃在用一种“疑似爱情”的情感，来书写表达他的忠君尽德、拥国建功的情怀，所以屈赋楚辞才会有那样丰沛的想象力，才有那样痛彻的深情。也正因为这种“移情”手法，其作品才具备了激烈的情感和艺术力量，才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有了规范性的作用。再如李白，《时》对李白所呈现出的“自由本性”的文学形态，以及天赋的文学能力，并由此铸就的诗格和诗意的美，作了层层推进式的呈现。对司马迁人生悲剧及《史记》呈现的历史悲剧之美的深入阐述，更是使人感到了作家与对话者有穿透时空的气息融通。正是对这种美的探索与呈现，使得《时》本身，也具有了一种凄婉、深沉、悲壮之美，同时又蕴含着不安于此，从中奋起的力量之美。
而这种激越人心的力量之美，得益于《时》所拥持的理性维度。在美学审视与发现的同时，《时》并没有落入“美则全美，无所不美”，或者是“为古圣先贤讳”的思维模式，而是正如作家所说：“一位作家或诗人，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，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。”这里的“麻木”，我的理解是，它并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失去了敏感性而无所作为，而且还表现为对于外在传统，一味地夸饰与歌颂，而不准对其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。从无情无绪的置若罔闻，到极其顽固地执其一端，都是同样的麻木。
在《时》中，作家与自己所对话沟通的人物，始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高度敏感与清醒，并在此之下，展开持续的追问，即他们的真切人性如何，又何以如此？这也可以称之为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
为探索与寻找这一追问的答案，《时》以几近于学术性研究的方式，对他所观照的人物，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文史求证与发现。对于屈原，在伟岸文化形象之外，他还发现了另一深隐的人格基点——— “婢妾心态”，而这一心态自屈原开始，竟成为游荡在中国历代文人心头而难以除祛的幽灵。再如李白，透过对李白人生与作品的研读，作家发现李白这个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巨人，又有着“三重孤儿”的身份：政治孤儿、美学孤儿和伦理孤儿。在政治上，他只是李唐王朝的一个标示其宽容的符号；在美学上，其诗风与诗格，由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以及本性自由的内质所构成的内在骨架，从而使得当时无人可及，也无人想及；在人伦道德上，因其把自己发配给了诗歌，所以在具体的生活中背父遗妻弃子，颇类似于欧洲的卢梭。此外，作家发现，在李白表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、遵从自由本性的诗作品格中，内里依然有着难以洗除的“婢妾心态”。李白终其一生，在其旷达豪放的背后，始终有着“以求亲媚主上”而不得的苦闷与压抑，而且其内里越是如此，其外在便越是表现为豪放不羁。
在这个理性维度的审视之下，《时》让人看到，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坐标意义的古人，其内心却无不充斥着压抑之感，屈原如此，李白如此，司马迁如此，就是陶潜、李斯、商鞅，也是如此。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自然、自由与澄怀的美学观，但也是其本性压抑之下的释放而已。对此，可以对比西方的同类文学作品，同样也是崇尚自然、自由与澄怀的自然主义流派，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是欢乐的澄怀之情，而陶潜的文本，其质地则是悲情的、无奈的。再看李斯与商鞅，在他们所构造出来的制度机器面前，他们又何曾有过无惧无忧的生活与精神？
这些有着天赋异禀的不世出人物，怀有庞大的天赋力量，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“低头弯腰”的精神样貌？《时》给出的答案是，皇权的力道极大地超过了人性的力量，并就此揭示出了中国文人与权力的关系。其一，强大有力的皇权制度，本身就是自由本性的天敌；其二，在皇权垄断一切生存资源，甚至生存本身也是其垄断物的情况下，以书写人的情感为主旨的文学，只能变质为依附之物，文人心态的变形与扭曲，甚至腐败也就成为必然。
顺着这个理性的维度继续追问下去，那就是中国的文人，为何只能生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内？《时》在论述李白时说，李白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诗人。其实，没有批判性的，并非李白一人，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我理解的批判性，是指中国文人的精神指向，都没有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构架，或者说是文化体系，展开演进式的讨论与超越。所以，在中国文人的心灵里，有精神的痛苦，屈原、陶潜、司马迁、李白等无不如此，但其痛苦的边界却是止步于自怨自艾、自噬伤口，而没有超越这个界限，来一个追根求底的返身自问：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自己如此？并进而对制度文化展开终极批判。
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是时常被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。但读其作品，就会发现，他反映社会黑暗、腐败和残酷的生活，立足点也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和良善之念，而并非是操弄批判利刃。如果说他有批判性的话，其批判的锋芒也只是落身于酷吏，而没有对于文化上的终极批判。司马迁也是如此。读《时》，会发现司马迁价值观念的转变，是在他遭受腐刑之后，但这个转变，也只是从专意于君王，为王者谋，转而关注世态百相，“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。”为后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司马迁以史家之笔，对他的世界给予了隐晦的批判，但这个批判也只是感同身受式的揭露，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才看到了同样的悲剧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时》所写的李斯和商鞅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回答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在解读李斯与商鞅的作品时，作家有一句极其深入的话，那就是，他们二人（李斯、商鞅）知道，他们的作品只有一个目标读者，那就是君王。读懂了这两个人物及其作品，也就是明白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内部密码，明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那么逼仄，其心灵为何是那么地不健全。
但从思维自由的角度而言，皇权制度只是外在的生存环境。从西方人文历史发展的轨迹看，腥风血雨的生存环境，并不能彻底抑制人们在头脑中煽动起思维的翅膀，屋外是风刀霜剑，内心仍可燃起自由的火苗。所以，规约中国文人思想的，肯定还有另外的文化因子。对此，可以看《时》里的曹操。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而曹操又是一个集“六气”于一身的人，即豪侠气、英雄气、文人气、帝王气、江湖气和奸雄气。他施尽阴谋诡计，一生杀人如麻，却又悲悯生民，喟叹诗意人生。然而，就在他随手可将皇冠取来，戴在自己头上之时，他却没有僭越的胆量或曰蛮力。夏立君说，原因在于他有王者之能之力，但又向往圣贤名号，终究还是儒家人格。而这个儒家人格，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制约其行为的无形而又强大有力的内在力量。曹操如此，中国的文人，谁又不是如此？而这也就是即使在皇权制度力道不在，制度中枢消失，文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之时，中国文人仍然展不开批判的翅膀，思想也并没有飞跃和新生的重要原因。那个由儒而法，或者说名儒实法的尊卑之秩，已编辑进了中国文人的思维基因之中。
所以，正是在这两个维度观照之下，《时》使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，文学的真相，古代文人的真相。所谓真相，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还原出了人物和作品的本来面貌；再一个是由此使人看到的，中国制度、文化与文学的庞大缺陷与短板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我们的历史是多么久远，文化是多么灿烂，文学的积累是多么厚重，古人是多么才智与刻苦，但都是时代局限之物，都与现代文明，或者说是现代社会，有着断崖式的错位。仅仅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并不能自发地延续出现代社会、现代文明。
在这里，抛开中国历史朝代的同质轮回不谈，只看中国的思想存在与文学积淀，顺着《时》一路读下来，会发现思想的单一与稀薄。
从文化品类上讲，我们有儒、道、释的哲学源流，而且一直在延续和传承，可系统地看，就会发现，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套，互为依存的体系，它使中国的文人得意时为儒，失意时退隐为道、为佛。我曾想，中国的道家正是儒家的后花园，当他在前厅为官不顺、高堂失意时，就会退入道家这个后花园，自我慰籍、自我疗伤，也就是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。释家，具有更广大的群众性，不仅是知识人的归隐之所，也是平民百姓寄托之地。
这一配套体系的优点是解决了知识人的精神、情感出路问题，但这个优点，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使中国的知识人，或者说是思想者失去了寻找新的精神出路，新的张扬人性自由出口的动因。所以，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朝代同质轮回的问题，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学是一个同质重复的问题，主题的重复，情感的重复，也就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自哀自怜其“婢妾心态”。叶嘉莹女士在论及宋词时，也曾提出词的主旨也是“妾身心态”。所谓文学的高美，只有文字的精致、情感的浓烈与技巧的高妙而已。
《时》不仅带来了一种读旧物的新体验，而且是锻造出了一种解剖旧物的新方法。夏先生在《引言》中说：“我确信，对于传统，不应是膜拜，亦不应是虚无。”那应该是什么？是用一种清醒的警觉与理性的思索，去打量他们，从这理性的思索之中，造就自己写作的精神身影，在古旧的传统之地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。
但做到这一点，非常不容易，既有旧的背负，又有新的制约。旧的背负是“崇古尚古”，新的制约是“剪除异己”。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当代知识人的内心里还应该拥有什么。我曾想，一位作家，心里要有光。上帝在创造世界时，看到“地是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”的，就说“要有光”，地上就有了鲜明与温暖，就有了生长的能量，此后的亚当与夏娃，也才能在地上生存与繁衍。但上帝为什么会让“混沌黑暗”的世界“有光”，因为上帝知道，光是一种什么东西，知道有了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会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带来什么。所以，作为精神产品和人类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家和诗人，在写下自己的作品之前，也要使自己的心里有光。对于《时》来说，它是有光的，它的光来自哪里？只要读一下他的后记，就可感受他的光之来源。
当然，从思想的一致性上来讲，《时》也还有其值得商榷之处。这主要体现在最末一篇《夏完淳：少年的绝唱》。夏先生对于夏完淳有着特别的感情，在《时》中，他以访夏完淳之墓来开篇，又以咏其少年之绝唱为终止，可见寄情之深。这里除开作家对于夏完淳的天赋，以及少年夭折的惋惜不论，只谈他对于夏完淳精神品质的推崇。夏完淳，天才少年，明清交替之际，他从父、从师、从友抗清复明，无奈朱家王朝，王运已尽，纵有万力，也无法使大厦不倒，最后，事败而慷慨赴死。夏完淳“把自己的死看作是殉国、殉君、殉父。……用生命残行忠义”，也就是说，其精神品质的内核是“忠”。但这个“忠”与屈原、李白的“忠”是否是同一物？如果说李白的“忠”有“借忠邀宠”的俗念，而屈原的“忠”则是纯粹的“家国情怀”。但在屈原、李白要展示这种“忠”时，是一种“婢妾心态”，而到夏完淳这里，便成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。
作家在处理前者之“忠”与后者之“忠”时，似乎用了不同标准，前者是批判的，后者则是褒扬的。在批判时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，但在褒扬时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。也就是说，为使夏完淳的“忠”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，作家对这一个“忠”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，在抽滤去“忠的对象”之后，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。但与全书主旨的“疑似冲突”仍然是明显的。作家或思想家自身思想即有某种矛盾现象，并不罕见。《时》作者将写夏完淳的两文分置于卷首与卷尾，或许另有所想。
以两个维度来重新认识古人、古传统，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。夏立君在《李白：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中，有一段颇为深入的话：“解读古人，需先存‘知人论世’与‘知世论人’的视野，避开‘盲人摸象’的状态。没有哪个生命不是一定时空一定环境里的生命。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一样伟岸或鄙陋。大诗人大作家必有大时空。若不能在时代强加的时空里，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，必非卓越作家诗人。”这一段话，我觉得正可作为夏先生的文学宣言。对此，可以理解为，在自己所立足的时空里，就要依照当代时空里已有的精神尺度，来认识看待一切，包括古人和古传统，否则，就不可能“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”，而再次落入文学重复的境地。如此，就是写出了再多的东西，也无益于中国文明的演进。而《时》正是实践这一宣言的文本。